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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》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(二十二)

    两汉时期“象数易学”里的“义理派”与“筮术派”

    汉朝可以说是“易学”创新时代,而“易学”上的创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趋于非理性,与先秦“易学”相比是一个思想上倒退的时代。

    西汉的“易学”是承继《系辞》里亦巫亦里的学说,并且最终发展了筮术易学,并发展出新的“八卦筮术”(即纳甲筮法),超越了先秦史巫以《周易》而演变出的“八卦筮术”蓝本。

    被后来称之谓的汉“象数”易学,既承先前八卦筮术上的“象数学”,又发展其“象数学”。汉“象数学”是一个承上启下,可称为八卦术的轴心时代。后来的一切术数,都可以从汉“象数易学”(两汉“象数易学”是个复杂的概念,既有以今本《周易》为蓝本的学说,又有以《易经》为蓝本的研究学说)里寻到渊源。汉朝里产生了不少“象数易学”者,无论从卦气、风角、星象、阴阳灾异等学说上,都可称之谓是巫术思维复兴的产物。

    而汉朝的学术精英层里也多是亦巫亦理的双重文化人格心理,一面习研经学,这种官定的儒家经典,而另一面又如饥似渴的吸收消化同时代里产生的阴阳灾变学说,以次想指导与匡正朝庭和天下。也正是汉武帝“独尊儒术”,汉朝把“五经”做为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。由此也使“五经”走向神学化,而用阴阳灾异来释经,因此排除了先秦其它诸子学说,理性的东西被排击了,非理性的东西彰显了。

    五经之首的《易经》,是《周易》加《易传》,正是《易传》里的《系辞》里有巫术理论。“五经”本身有巫术思想(因《周易》成为《易经》的内容,而《易经》里的《易传》里有巫术思想),并不排击巫术(筮术本身是巫术的重要一脉)。经学时代里自然培养的是双重人格的儒家人物来。我们且看“五经”内容里所体现的巫术东西。

    ①.作为“五经”之一的《易经》,到汉时已把《易传》(“十翼”)上升到经的地位,《易》经的内容是《周易》加《易传》。秦时把《周易》看为卜筮之书,不被焚禁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说:“及秦燔书,而《易》为筮卜之事,传者不绝,汉兴,田何传之”。

    把《周易》当成筮卜之事,自不是始于秦,而在春秋就开始了(《左传》里记载)。秦认为的《周易》为筮卜之事,当然是指能筮卜的“八卦筮术”易了(即今本《周易》)。即把《周易》改变成能卜筮的那种卦爻式文本。正因秦帝国里把今本《周易》当作是筮卜之书,不加焚烧,才使筮卜之“易”(即今本《周易》)大兴。而到汉时,筮术易也跟着盛行起来。是秦把今本《周易》当成筮卜之书,才使今本《周易》一书得以保存下来,并传者不绝。只有进入专制帝国时代,不去追根求源探明《周易》真相,才真真的会把《周易》看成筮卜之书。专制帝国里不可能产生象帛书《要》里那种理性的认识,也不会再使《要》文里那种理性的声音在帝国里存在。所以在两汉时期里也不可能象《要》文里的那种理性的思想出现,也不可会出现揭示《周易》原创一书如何被史巫演义派生出八卦筮术的历史真相来。因为专制体制里没有理性的生存空间,神学与王道政治结合而行,才能使专制帝国周而复始的存在下去。故而才有《系辞》里那种神秘主义与巫术理论的出现,当然也不忘王道(圣王)思想的发挥。这种神、巫、圣(王权)三道合一的思想,正是帝王家天下里专制的需要。专制帝国里把《周易》认为是筮卜之书,而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又是亦巫亦理,混合了神学化思想。《系辞》里有巫术的理论与方法,更重要的是神秘主义思想的大本营,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神秘文化的活水源头。这就是为经之首的《易》经。更何况《易经》里的《周易》,在帝国时代是被认为能通神的一卜筮之书,那么,五经之首的《易经》岂不是体现的是巫术的东西,这《易经》在向帝国的读书者提供的是什么世界观与方**,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    ②.而作为“五经”之一的《书》经(《尚书》)里弃塞着神话时代传说的虞夏时代的文章,那个时代能有文章么?那些文章自然是不可信了。就“商书”也多不可信,那是春秋战国时期人的作品。而被认为可信的“西周书”,不说充满着大量的天命思想,而且是贯穿着巫术思想。“商书”也就不必看了,甲骨卜辞说明商王朝事事都离不开与神沟通,以得到神的启示。

    我们且看《尚书》里的“西周书”对巫术行为的描写:

    《周书·洪范》“七,稽疑:择建立卜筮人,乃命卜筮。曰雨,曰霁、曰蒙、曰驿、曰克、曰贞、曰悔,凡七。卜五,占用二,衍忒。立时人作卜筮。三人占,则从二人之言。汝则有大疑,谋及乃心,谋及卿士,谋及庶人,谋及卜筮。汝则从、龟从、筮从、卿士从、庶民从、是之谓大同。”

    《周书·金滕》:“既克商二年,王有疾,弗豫。二公曰:‘我其为王穆卜’。周公曰:‘未可以戚我先王’,公乃自以为功,为三坛同……,史乃册,祝曰:‘……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,能事鬼神,……乃卜三龟,一习吉,启篇见书’,乃并是吉。”

    《周书·大浩》:“予得吉卜,予帷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”。

    “宁王帷卜用,克绥受兹命。今天其相民,矧亦惟卜用?呜呼,天明畏,弼我丕丕基!”

    “尔亦不知天命不易?予永念曰;天惟丧殷,若穑夫,予曷敢不终朕亩?天亦惟休于前宁人,予曷其极卜,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?矧今卜并吉,肆朕延以尔东征。天命不僭,卜陈惟若兹。”

    《周书·洛诰》:“予惟已卯,朝至于洛师。我卜河朔黎水,我乃书涧水东,瀍水西,惟洛食,我又卜瀍水东,亦惟洛食。伻来以图乃献卜。”

    这以上出自《尚书》里的“西周文”里的占筮记录,体现了西周建国初三代(文、武、成),既信仰天命,也倡导修德配天的神鬼思想。而决策事务前不忘龟占以得到“天”的启示,这就是《书》经里龟卜的天命思想,作为帝国思想文化领域上的统治地位,而教化天下。

    ③.我们再看“五经”之一的《诗》经:

    《诗·帛系》:“爰始爰谋,爰契我龟。

    曰止曰时,筑室于兹。”

    《诗·文王有声》:“考卜维王,宅是镐京。

    维龟正之,武王威之。”

    《诗·定之方中》:“降观于桑,卜云其吉,终然允臧。”

    《诗·氓》:“尔卜尔筮,体无咎言。”

    《诗·杕杜》:“卜筮偕止,会言近止,征夫迩止。”

    《诗·斯干》:“大人占之,维熊维罴,男子之祥。”

    《诗·无羊》:“大人占之,众维鱼矣,实维未年。”

    《诗·小旻》:“我龟既厌,不我告犹。”

    《诗》里也有不少反映占卜的东西,并不排击巫术。《诗》里更有大一统的王权思想和恐惧修省的道德说法。

    “溥天之下,莫非王土;率士之滨,莫非王臣”。“战战兢兢,如临深渊,如履薄冰”。这成为后世的“教典”。

    一部《诗》歌上升为“经”,并被注释成专制礼教秩序里的思想武器了。

    ④.《五经》之一的《礼》。《礼》有三礼即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。《周礼》形成较早,其次为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。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多偏成于西汉。因《礼记》《仪礼》为今文经、西汉立于学官。《周礼》为古文经出现的晚,未立于学官。今古文经学之争是在“独尊儒术”以后发生的争论。因秦焚书,西汉靠两个来源收集经典,一是靠记忆和背诵口耳相传记下来的,汉人用通行隶书记录下来,作为传本,称为今文经;一是从地下和孔壁中发现的古书,用古文书写的,称为古文经。儒经两种传本经义一样,只是记录的文字略有出入,但后来围绕着两种不同的传本,标榜门派,各立师说,以正统自居。

    总的说来,今文经在西汉极为盛行,一直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。古文经虽有传本面世,但只是藏于秘府或民间流传,在学官和社会上没有地位。而东汉古文经学盛行,取代了今文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,东汉末年大学者郑玄杂糅今、古文经学,结束了今古文经学之争。

    “三礼”类似于国家行政组织法规和民事、宗教、道德、风俗、习惯法典。且看《三礼》中的巫术思想:

    《仪礼》:“士冠礼,筮于庙门……筮与席,所卦者,具馔于西塾……筮人执策……。”

    “士丧礼:筮宅……命筮者在主人之右,筮者东面,抽上韇,兼执之,南面受命。”

    “卜曰,既朝哭,皆复外位。卜人先奠龟于西塾上,南道,有席焚焞置于燋,在龟东……。”

    《礼记·曲礼》:“外事以刚日,内事以柔日,凡卜筮日,旬之外曰:远某,旬之内曰近某日。丧事先远日,喜事选近日。曰:为日,假尔泰龟有常,假尔泰筮有事。”

    “卜筮不过三,卜筮不相袭。

    龟为卜,策为筮。卜筮者,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,敬鬼神,畏法令也。所以使民决嫌疑,定犹与也。故曰:疑而筮之,则弗非也。”

    《礼记·玉藻》:“卜人定龟,史定墨,君定体。”

    《周记》:“大宗伯之职,掌建邦之天神,人鬼,地祇之礼,以佐王建保邦国。

    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衹,以禋礼祀昊天上帝,以实柴祀日月星辰,以槱燎祀司中、司命、风师、雨师。以血祭祭社稷、五祀、五岳、以貍沉祭山森川泽……。”

    “凡祀大神,享大鬼,祭大祇,帅执事而卜日……。”

    “小宗伯之职,掌建国之神位,右社稷,左宗庙。兆五帝于四郊,四望四类亦如之。”

    “大卜,掌三兆之法,一曰《玉兆》,二曰《瓦兆》,三曰《原兆》。其经兆之体,皆有二十,其颂皆千有二百。掌三易之法,一曰《连山》,二曰《归藏》,三曰《周易》。其经卦皆八,其别皆六十有四。掌三梦之法,一曰《致梦》,二曰《觭梦》,三曰《咸陟》。其经运十,其别九十。以邦事作龟之八命,一曰征,二曰象,三曰与,四曰谋,五曰课,六曰至,七曰雨,八曰瘳。以八命者赞三兆、三易、三梦之占,以观国家之吉凶,以诏救政。凡国大贞,卜立君,卜大封,则视高作龟。大祭祀,则视高命龟。凡小事,涖卜,国大迁,大师,则贞龟,凡旅,陈龟。凡丧事命龟。

    卜师:掌开龟之四兆,一曰方兆,二曰功兆,三曰义兆,四曰弓兆……。

    龟人:掌六龟之属,各有名物。天龟曰灵属,地龟曰绎属,东龟曰果属……上春衅龟,祭祀先卜……。

    占卜:掌占龟,以八筮占八颂,以八卦占筮之故,以视吉凶。凡卜筮,君占体,大夫占色,史占墨,卜人占坼。凡卜筮,既事,则系币以比其命。岁终,则计其占之中否。

    筮卜:掌三易以辩九筮之名——一曰《连山》,二曰《归藏》,三曰《周易》。九筮之名,一曰巫更,二日巫咸……。

    占梦,掌其岁时,观天地之会,辨阴阳之气。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……。

    视祲:掌十辉之法,以观妖祥,辨吉凶……。

    大祝:掌六祝之辞,以事鬼神祇,祈福祥,求永贞……。”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这就是《五经》里《礼》中的东西。《周礼》更有很多妖鬼精怪之说,这也成为经书,作为帝国培养人才的范本。

    ⑤.再看“五经”之一的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,记事非常简略。而释《春秋》的是“春秋三传”,即《公羊传》、《毂梁传》、《春秋左传》。

    根据学者的研究,《公羊传》、《毂梁传》皆成书于汉代,《左传》成于战国时代。《公羊传》着重对《春秋》义理的阐发,讲求“大一统”的思想。《公羊传》在西汉景帝年间才著于竹帛之上,前期是经过长期的口头传授,这是史书明确记载的。而《毂梁》、《公羊》都是写于汉代,用的是汉代通行的文字,所以称为“今文经”,而《左传》写于战国初年,用的,古文字。所以称“古文经”。

    西汉今文经盛行的时候,《毂梁》、《公羊》立于学官,西汉末年《左传》立于学官,取代《毂梁》。《左传》后来成为其它二传之首,是因《公羊》、《毂梁》将《春秋》视为《经》,是着力阐发微言大义,这种微言大义是可应一时之需,这是《左传》压倒《公羊》、《毂梁》二传的根据原因。《左传》反而后来之上,是在于《左传》陈述的是历史,而不是阐发什么微言大义。但帝国的统治者,并没有把《公羊》、《毂梁》排除在“经”外。

    对《春秋左传》一书里存在大量的占筮例子,我们前面多有举例,此处我们不再多说。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诸侯王公们处理国之大事时所运用、决断方法。反映了《春秋》诸侯国里充满着巫术迷信。可这《左传》在帝国里定为“经”来让学子学习,培养帝国的知识人才。

    这“五经”之书都是什么内容呢?我们大至已知,所谓浩首穷经去研习“经书”,既可谋取仕途前程,又可做学问留名千古。可在这些“经学”里浸润成长起来的儒者,也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心理。

    这“五经”里不凡都有占筮的说法,而不是排击占筮,而是成了决疑的方法。可这作为后封建社会里的“经”书,是帝国教育必须坚持的原则,又是教课书,是培养帝国管理者的知识范本。并把那种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“学问”,也当成真理去学习效法。难到后封建里的二千多年时空里那么多的读书做学问者,没有看破过这算卦上是如何的一回事吗?还是忘记了先秦诸子那些理性认识及对占筮术的排击么?而在帝国漫长的时期里,再也没有人出来质疑与批判,反而代代的学者去研读学习,形成了东方文化里一门最庞大的数术“学问”,是何道理呢?而现在又如此的复兴这数术文化,难道是所谓复兴传统文化吗?

    在帝国里“五经”定为独尊后,只能培养出的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者。如两汉的董仲舒、刘向、京房、扬雄、王充等,而整个后封建社会里,在这种“经书”里所学习与培养出的知识人才,只能是亦巫亦理的双重人格角色者。若不抛弃那些“经典”的独尊,则无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学上的突破。所以后封建社会里所谓思想家或哲学家没有不信天命,神鬼、筮卜的。他们无法突破在传统里读经,而成长的那种社会化过程,即亦巫亦理,神道与王道,似理性非理性的双重人格者。

    如西汉时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面从《周易》一书里引用句子直接陈述事理。

    “《周易》曰:‘负且乘,致寇至’,乘车者君子之位也,负担者小人之事也,此言属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,其患祸必至也。”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

    这里引述《周易》,是把《周易》当成义理之书。可董仲舒另一面则大讲阴阳灾异之象,把天道观引向人道中来,以天道解释人道,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学世界观。其对应到现实社会,就是人间是天生的不应该平等,应是人奴役人的制度。所以董仲舒所引述《周易》里的文句,用于阐述的事理,就是为了证明等级制的合理性,君子是天生的乘车者,小人是天生的负担者,小人已乘车,就会招至祸患。这是为不平等制度张目。正是这天道观念思想的意识,董仲舒要从阴阳灾异上解释世道秩序。

    “以《春秋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,故求雨,闭诸阴,纵诸阴,其止雨反是,行之一国,本尝不得所欲。”(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)

    董仲舒以博学之才大讲阴阳五行与灾异,开辟了汉儒学“术”的天地。汉儒者,利用儒家的“天命”思想,试图建立一种天命神学,将汉朝政权的合法性依托在天命上。而这一“天命神学”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。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一书思想,是汉代儒学神学化与王权化发展的代表思想。周易归来的周易哲学解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