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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周易》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(四)

    在《左传》里还涉及到对《周易》一书的评论。这是继用《周易》筮卜和引用《周易》为义理之书现象的另一种现象,也是史书里最早记录论《易》(指《周易》)的内容。这也是《传》外《周易》学的内容。即春秋时期开始的“易学”,就是以“象”释《易》,即“象易学”。还没有把《周易》改造成“六·九”爻数形式,还不能称“象数易学”。“象易学”,即是以八卦取象来解释《周易》而引出一番义理。如史墨所言的“雷乘乾曰大壮”,这种说法类同《易象》(即“大象传”)里的说法,而《易象》在解释《大壮》时说:“雷在天上,大壮;君子以弗礼勿履”。这“乾”取象为“天”。“雷乘乾曰大壮”与“雷在天上,大壮”其说法应是一样的,这都是春秋释法,即春秋以取象释解《周易》的一种方法。

    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里记载,韩宣子适鲁观书于太史氏,见“易象”与“鲁春秋”,并说:“周礼尽在鲁矣,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”

    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,属春秋后期,这时的孔子还是小孩子(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)。这个时期是理性思潮进一步上升的时期,也是将孕育一个伟大人物成长的时期,也是筮术迷信逐步走向衰微时期,也是上层人士理性看待《周易》一书,使《周易》恢复义理文本化的时期。这韩宣子所见到的《易》“象”,并不是一些学者认为的《周易》卦象,应是指解释《周易》一书的学术文章,即“大象”。由《左传》来看,早在春秋初期,就有史巫用《周易》筮卜,《周易》一书在韩宣子所见“易象”之前,并非是罕见之物。韩宣子所见到的“易象”与“鲁春秋”表现出的惊讶,说明他见到的“易象”并不是指《周易》一书,也不是史筮的八卦取象;应是以义理解释《周易》最早出现的学术文章,即“大象”一文。才会使韩宣子感到惊奇,才会说出:“周礼尽在鲁矣,吾乃今知周公之德,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”这无疑把所见到的“易象”与传说中的周公之德,与周人推翻殷纣建立周朝的政治挂起钩来。也说明《易》“象”是讲义理(政治理论)的文章,也无疑的间接的说明《易》是周公之德与周王天下的道理有关,韩宣子决不会认为《易》是一部占筮书,若认为《易》是筮书,就不会说“周礼尽在鲁矣,吾乃今知周公之德,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”这说明在韩宣子眼里,《易》与《象》都是讲义理的书。

    故韩宣子见“易象”而说的话,是间接的议论《易》是一部义理之书。

    到《昭公十二年》又出现了子服惠伯对《周易》的说法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里记:“南蒯之将判也……南蒯枚筮之遇《坤》之"比"曰:‘黄囊元吉’以为大吉也,示子服惠伯曰:‘即欲有事,何如?’惠伯曰:‘吾尝学此矣,忠信之事则可,不然必败。外强内温,忠也。和以率贞,信也。故曰‘黄裳元吉’。黄,中之色也。裳,下之饰也。元,善之长也。中不忠,不得其色,下不共,不得其饰。事不善,不得其极。外内倡和为忠,率事以信为共。供养三德为善,非三者弗当。且夫《易》,不可以占险,将何事也?且可饰乎,中美能黄,上美为元,下美则裳,参成可筮。犹有阙也,筮虽吉,未也。”

    这里记载的可以说是子服惠伯对《周易》一书发出的一套新诠释,如同周初产生的“以德配天”观念。这子服惠伯对《周易》一书用于占筮的说法,可以说是代表了春秋后期社会新思潮下的新理论,即是“以德配筮”的观念。这实际也是在面对《周易》一书的性质问题,还不能正确对待,而寻拆中主义的说法。“吾尝学此矣,忠信之事则可,不然必败。”子服惠伯在面对南蒯用《周易》筮卜得到《坤》里“黄裳元吉”的文辞,认为“大吉”所寻问时做出的一番回答。这句话的白话意思:“我也学过《周易》。如果忠信的事情就可以符合卜筮出的结果。不然就必定失败。”这是说若问忠信之事用《周易》占筮合适。若不是忠信之事用《周易》占筮就必然失败。这把《周易》变成忠信之事占筮的工具说法了。这不就成了以忠信之事配筮的观念了。邪恶之事是不能用《周易》占筮的。这是把《周易》用于筮卜附加了条件。且不说这是何逻辑,但子服惠伯在解释“黄囊元吉”可是从义理上进行的。解释《周易》里的句子是从义理上,而论说《周易》面对筮卜时,并不是反对,而是用《周易》筮卜只是附加了条件,即忠信之事则可,邪恶之事必定失败。这也应是最早亦筮亦理对《周易》的说法了,对战国后期产生的《系辞传》里的亦筮亦理去释解《周易》无疑有所影响,这也是双重看待《周易》的学术开始。

    而在子服惠伯释解“黄裳元吉”时出现的“元,善之长也”,早在《襄公九年》里穆姜也曾以义理解释过“元”。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里记:“穆姜薨于东宫。始往而筮之,遇《艮》之八。史曰:‘是谓《艮》之《随》。随其出也。君必速出。姜曰:‘亡,是于《周易》曰:‘《随》,元亨利贞,无咎。’元,体之长也。亨,嘉之会也。利,义之和也。贞,事之干也。体仁足以长人,嘉德足以合礼,利物足以和义,贞固足以干事,然,故不可谓元。不靖国家,不可谓亨,作而害身,不可谓利。弃位而姣,不可谓贞。有四德者,《随》而无咎。我皆无之,岂《随》也哉?我则取恶,能无咎乎?必死于此,弗得出矣。’”

    这是鲁成公的母亲穆姜在搬进东宫时,曾筮了一个《艮》之八的卦。占筮的太史说是《艮》之《随》,“随”是出去的意思,所以太史想让穆姜迅速的离开东宫。而穆姜则用《周易》里《随》篇中的“元亨利贞,无咎”,以四德来解释,反对史官占筮的意见。认为自己没有遵寻信德而行事,与四种美德全无,又怎能合乎《随》里的“无咎”呢?认为自己惹出祸端,又怎能没有祸呢?所以认为自己就应死在那里,无法出去了。”史官占筮,用解释《随》是出去的意思建议穆姜迅速离开东宫,而穆姜确引用《随》篇里的“元亨利贞,无咎”,对照自己的行为,认为既不但不认为是“大吉大利,无危险”兆头,而且认为自己应该死于东宫,这可是与史巫形成鲜明的认识对比,从穆姜用四德解释“元亨利贞”,以反对史巫占筮的说法,这不是最早从一个测面有力批驳史巫占筮荒谬的例子吗?穆姜能从占筮出的《随》卦里引用“元亨利贞,无咎”从义理上解释,对照自己的行为,预知出结果的可知性,这是理性的思维方法。若按史巫筮卜出《随》卦,而认为《随》卦里的繇辞不正是“元亨利贞,无咎”吗,那么穆姜搬进东宫,不正是“大吉大利,没有害处”的兆辞了吗?看来穆姜不相信占筮的那一套,而是从“元亨利贞”引出四德理论对照自己的行为,能够理性的认识到现实中自己的结果,还能有什么“无咎”,而不会是好结果。穆姜非常明白自己的结果,也就愿意死在东宫。上层人物已懂得以理性的思维看待自己的行为后果,而不是听信史巫占筮出的吉凶说法。这即是对《周易》一书做理性的看法,又是对那时史巫与筮卜无情的驳斥与批判。这穆姜对《周易》里的“元亨利贞”做四德的解释法,可以说是最早从义理释解《周易》的“易学”了。这里的四德解释《周易》,后来确实收进到《易传·文言》文章里。

    通过以上分析,最早引用《周易》的是伯廖,尔后是知庄子、郑子大权等引用《周易》一书里的文章句子用于说理。

    而韩宣子虽是一种间接的对《周易》一书的评论,不言而喻《周易》就是一部义理(理论文章)之书。

    子服惠伯开创了对《周易》一书“亦理亦筮”的诠释,是后儒“《易》有圣人之道四焉……以卜筮者尚其占”的承继(《系辞传》)。

    而医和,史墨引用八卦筮卜内容引入《周易》内容,虽是用于说理,但混淆《周易》与八卦筮术概念,是造成混乱的开始。

    这是我们通过《左传》除史巫周《周易》言筮卜人事之例子外的引用《周易》直接用于说理情况。

    能反映春秋时期的历史、文化的是给我们留传下的那一部宝贵的《左传》史书。除《左传》史书以外,在春秋后期还产生出来了一个伟大的人物,就是大思想家孔子。孔子可以说在中国思想史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在没有全面解读《周易》一书的实质内容与性质时,孔子占有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第一的位置。孔子是继《周易》作者之后产生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。(而老子被传说的比孔子年长,而留传下来的《道德经》也叫《老子》,是战国后期人假托老子之名而创作的一篇政治论文。那并不是传说的那位老子所作的。传说春秋时期的那个老子,有无其人还说不清楚,自然那个老子,还列不到春秋时期思想家之榜上),所以春秋时期唯孔子一人,是伟大的思想家,没有第二人。正因《周易》一书的哲学思想没有正确的释读,反而被史巫庶蔽,孔子才坐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宝座的位置上。而真正能够做到中国,乃至世界上第一位哲学家宝座上的人应是《周易》作者,这是后话,此不多谈。

    m.zwWX.ORg周易归来的周易哲学解读